在美国的美术学院里，技能不再被传授。学生一上来就被看作是艺术家，教师在那里只是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创意。这种态度就是学生可以学习任何他或她需要的东西——如音响、影像、摄影、表演、装置。学生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成为画家或雕塑家。但是主要的事情是找到哪些手段来表现他们感兴趣传达的意义。美术学院的氛围不再是一群学生站在画架前画模特或画静物，旁边有一个“大师”从一张画布走到另一张画布前提一些意见。在高级的美术学院，学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室，而教授们——也是艺术家——定期来观摩，看一看在做什么，给出一些指导。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考生们背着画板参加考试，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究竟有没有问题？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观点资料，以供大家参考……

批判：中国美术教育的5大病症

艺术教育永远培养不出艺术大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人对中国的艺术教育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是的，批判很容易，提出意见也很容易。现在很多人写的文章，对当代艺术教育的批评，都是实事求是的，艺术教育确实存在这些问题，提出的问题也是对的。但是，我们要从根本上讨论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有什么可以替代当下的艺术教育制度？

　　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是因为中国大的教育制度经过了一次——在目前来说只有一次这样的——可以替代的，一种翻天覆地的变革，那就是用现代教育替代中国的科举教育。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的方法是以科举制度来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它是贯穿始终的。直到清朝末年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才知道西方现代教育的方法。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后，现代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整个替代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这个替代就是翻天覆地的，是从根本上摧毁的旧的教育制度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教育制度的时候，我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呢？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像清朝末年那样大的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一种翻天覆地的，连根摧毁的变革呢？我觉得，至少到现在是没有的，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可能再来一次像清朝末年那样的一次彻底的，翻天覆地的，从根本上摧毁的这种改变。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以替代当下的艺术教育制度？”如果没有，那么我们现在对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现状的一种讨论和批评，它本身的意义就要打折扣，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艺术教育现状，中国现代教育大厦的基础，从它打下来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推倒重建。

　　本文的立论就是建立于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我们现在对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制度的问题的讨论，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在一个现代教育制度下面的修修补补。既然是修修补补，那么我们所谓的真知灼见，所谓的一针见血，所谓的对这些弊病的揭露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对中国整个艺术教育的现状是不能起根本性的触动和根本性的改变的。所以我对这次的讨论——《批评家》发起的对艺术教育的讨论，首先我是赞成的，但另外一方面，我有点悲观，我认为这种讨论和这种批评对中国当下的艺术教育是不会有多大改变的。基于这种认识，那么有些东西我们在批评的时候，作为一种现代艺术教育，我们是怎么来认识它，是多看它的缺点或是以它的缺点来遮蔽优点，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是去把毛病扩大？还是以一种修补的方法，使它更加完善？在没有办法可以替代的时候，我选择的方法是去修补完善。

　　扩招=学生质量下降？

　　比如说扩招的问题，扩招是大家批评的最激烈的一个问题，说扩招不好啊，或者说扩招学生质量下降等等。那么我觉得，既然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那我们是不是要多去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理解它，或者去补充它。我认为在扩招这个问题上首先有两点：第一点，扩招它不是精英教育而是一种普及教育，所以扩招以后所谓的质量下降是没有弄清楚衡量标准是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那种精英教育是培养艺术家，培养画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今天的教育是达不到这个目的。这么多学生，怎么只培养一两个艺术家？当比较教学质量的时候，与过去手把手地教，“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比较，从师生比例来比较，扩招以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是我们要想到，当扩招的目的它首先以普及教育来替代那种大学生极少时代的精英教育的时候，教育目的已经更改了，当教育目的已经做了变更的时候，就不要再去以那种精英教育的方法来衡量现在。我们是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很多当教授的，当博导的，是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以之前自己受教育的教育模式，以过去那种教育方法来衡量现在，首先找的这个参照系，这个批评标准就值得怀疑。它必须是用普及教育的方法来评价现在的扩招。这可从两个意义上来说，第一、你只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现代社会进入一个艺术生活化的时代，作为生活对艺术的要求，对艺术的认识或者教育的这种要求，它必须要扩招。因为社会需要扩招。比如，现在的高等教育的考前培训班，国家并没有把考前这一块抓起来，但由于市场的需要，考前班在全国各个省，成千上万的学生在这种民间的培训机构学习，大学不扩招，他们在扩招啊。多少人是以高中那种职业学校的方法在学习绘画，而这种监管的缺乏，师资的缺乏，课室的缺乏，都无法给予质量保证，而实际上他们已经在扩招了。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大学仅仅是像以前那种精英式的教学，一个学院才招400人，那么，这么多工厂，这么多设计广告公司要人才，哪里来呢？肯定会有很多鸡毛大学，鸡毛培训班，这些东西肯定是要出来的。兴许在一个学校的外围，有很多民办的艺术学校在招生，在培养学生。所以，如果一个政府监管的或者政府的教育部门来把市场的、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的艺术门类和艺术实践人才的培养，纳入到艺术教育的正规轨道，我更觉得应该是一种形势的发展，一种客观情况的需要。不应该仅仅当作是主管部门为了招生，为了多赚钱，为了变成一种产业来扩招的。应该看到它的一种合理性，我个人觉得扩招是一种形式：经济形式，社会形式，或者是艺术生活化的一种教育形式，是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状态所要求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呢，多一个受过艺术训练的学生总比少一个受过艺术训练的学生要好。多一个正规学院培养的学生总比多一个鸡毛大学培养的学生要好。第二、既然是一种普及型的艺术教育，那么就不能要求培养的学生就是精英，一定是当艺术家的，他出来后可以当一个工厂的小老板，当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当一个与艺术完全无关的一个行当的从业者，但是由于他受过艺术教育，或许这对整个国民的艺术素质会有所提高，它不是一个反作用，应该还是一个正面的促进作用。他总是在这里混过三年或者学过三年关于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么他出去以后，不论他搞拍卖，搞画廊，或从事其他行当的时候，他也多一份这种专业的训练和眼光。只有这种普及型的扩招下的过剩的艺术教育，才可能有大量的学生流入到其他的行业，不仅仅是在很狭窄的所谓艺术创作的这个领域里工作。它必然会溢到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里面，实际上是对提高国民的艺术素质水平是有帮助的。

　　在蔡元培时代就提到“以美育代德育”，在那个时代还有人提到“艺术代宗教”。这个目的就是要大规模地培养艺术学生，但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达到“艺术代宗教”这种程度，我们仅仅是扩招了而已。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扩招，它带来了师资力量、专业质量、教育水平的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在量的方面，在普及的方面，它起到了很好且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一个必须而又必然的过程。

　　艺术教育永远培养不出艺术大师

　　再有一点，从教育的根本上来说，艺术教育是永远不会培养出艺术大师的，艺术大师不是在大学里面教育出来的。艺术大师他是通过教育后，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通过实践培育出来的，那也是麟毛凤角，也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所以，即使是办成精英教育也不是说，精英教育就是培养艺术家的。培养艺术家，按照那个17年的经验，那时候的学生大部分是同一个面孔，同一种面貌的。真正的艺术大师，不说是在中国，就是在国外，也不是真正在艺术院校培养出来的。我们可以找很多例子来说明，凡高、塞尚、卢梭，20世纪中国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等，这些都是例子。就算我们提高中国的艺术教育质量、改进艺术教育的制度，那就能培养出大师吗？

　　假设我们认定，艺术教育扩招不是培养艺术大师，首先把这个目标去掉，认定是精英教育，也不一定就出大师。那么当下艺术教育不能培养出大师，这不是它的缺点，因为有没有扩招都是培养不出来的。由于扩招，大家都进到一种模式中去学习，这个扩招的模式越正规化越系统化越是它的缺点。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不系统化教育，不约束学生，教学放羊，那么学生是不是就可以回到从前？在那没有教育的时候不是培养了许多艺术大师吗？那么现在教育越烂是不是越能培养出大师？难道说我们越不按规矩教学，越是放羊，就是培养大师的一个条件？这是不是一个悖论？所以，从前面提到的两方面来看，当下艺术教育质量的下降不应该归罪于扩招，关键是教学模式里面有问题。

　　首先我们要把大学本科专科艺术教育的培养要求要降低，要放到普及的要求上去。而到了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育，就应该是进入到一种精英教育了。对于这种精英层次的教育有这样一种声音：搞艺术的为什么要考英语？从两点来说，第一，绘画与英语完全没有关系，只要绘画好，的确不需要考英语；第二个方面，假设有了英语，也不见得是坏事。英语可以不作为一个硬性指标，同等专业水平，以英语好者优先。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一个是因人施教，一个是因教择人。这实际上都是对老师说的。如果一个人的确画得很好，英语不好，因人施教，不必要他考外语。比方说，原来学中国古典文学，可以叫他考古汉语，如果学国画的，古汉语好，那也可以当博士。以前评教授就是这样的，学“中国”两个字打头的，中国画“中医”不一定考外语，就考古汉语，就可以顶一门成绩，以前评职称实行过这种制度，我觉得照样可以在招生中实行。学中国艺术的，以技巧技法为主的专业，可以不考外语，但要考国语，作为一门语言学的成绩，作为录取标准。不能说古汉语都不考，那你看画论怎么看呢？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素养的问题，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难度还是比较好，因为它毕竟不是师傅带徒弟。另外因教择人，比方说有些导师他是国外回来的，教西洋画的，他就要求你外语好，那这个可以要求学生考外语，外语好的我就要，不好就不要。可以给导师一种更大的选择权。如果一个导师本身都不懂外语，为什么非要选懂外语的？我就选不懂的，兴许你懂古汉语，懂诗词这些，就可以了。因教择人包括了质量、数量两方面，因教择人，既要选择学生的质量，又要考虑到一个教授能力所能承受的数量。比如孔子说“有教无类”，如果那学生的确可教，那些公共的标准，就不太讲究了，作为一个升学的标准不能极端，不能一刀切。在高层次的教育选择学生的时候，教授、专家的这种选择的权利的比重，要加大。这种权利的扩大，实际上就是把原来招生部门的那种按照制度的权利分散一点，给到个人一点。按照官僚部门、教育部门说的，如果把这个权利下放给教师的话，教师就容易开后门，但是总体来说，权利分散到某个人，只是几个人的腐败，比那种大的权利集中的腐败带来的国家的损害要小。那种很大的，官僚式的，集中的，按照统一标准的对中国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的损害绝对要大过某一个教授开后门招的某一个学生对整个中国教育制度的危害。

　　所以，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要害，是对教师的选择和严格要求。现在中国艺术教育状态的要害，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扩招，不是研究生带多少个，而是导师的水平下降。说的更加豪迈一点的话，中国艺术教育制度的现状的改变是要求教师、导师们“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目前这种不负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不是学生不负责任，而是导师不负责任。中国艺术教育的问题出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教育制度的根本是在于每一个现在能说得上话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有一定水平的教师自身的提高和自身的约束和自我责任心的加强，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当下中国艺术教育要加强不是对学生的教育，而是对教师的教育，这是我要提出的口号。教师负责任了没有，你是不是仅仅为了钱，为了名声和职称去做一些粗制滥造的事情，去拖累整个艺术教育，倒过来去怪学生多了，课室不够，资源不够，教具不够，实习的地方不够……而不检讨自己的责任心不够，如果有责任心那就不会带十几个学生。一次要带十几个研究生，有些理由不是应该值得怀疑吗？难道导师不可以主动少带些吗？因人施教，一个个来对待，可以教得刚刚好。现在能招研究生的许多本身就是教育部门的领导，招了那么多，学生你带出来了没有？不能怪学生，应该把教育制度的好坏跟教师本身的责任心和荣誉感联系到一起。

　　在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中国现行艺术教育制度的时候，今天提到改革，应该重新回到某一个方面来检讨。我们过去传统教育有它的优点，作为一个私塾，作为一个导师，他对学生的责任心是很高的，“名师出高徒”，当时是很讲门生，讲门阀的，在这一点上，如果要求我们今天的教授、导师也有以前像私塾先生那样的责任心，觉得自己的门生是自己的命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中国传统教育的责任心更应该合理地被今天这种现代教育制度下的老师们继承起来。我们把那种制度的方法推掉了以后，同时也把那种教师教育的理念，教育的责任心也推掉了，在今天“门生”和他无关。但如果老师的责任在这里下降了，没有把他作为生命和事业中间的一部分的话，那这个教育永远是搞不好的。所以，在一个制度不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候，我们现在提出任何关于制度的意见的时候，是应该从一个可以入手的角度，在这些可以对制度提出反省的人和起作用的人身上去解决问题。他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官僚的问题，教育官僚在订无数教育制度的时候如果落实到教师身上，教师如果是一个能负责任的人的时候，有些东西它是可以消解的，那些损害对学生已经就会有一种缓冲了。教师承担了这个损害，那学生受到的损害就小了。现在是把所有这些教育制度的弊病，都让学生来承担，教师在中间逃离了，一讲起来却说是教育制度的缘故，是扩招的缘故。所以，没有了教师承担教育制度和学生之间的这种责任的话，那最吃亏的就是学生，最吃亏的就是国家教育事业。假设扩招了，如果教师负责任，教师不推委，那些不利方面的影响就会大大消减。而教师如果对学生采取不管不问，特别是对硕士生、博士生的教育，老在那里说是制度的影响，你有很充足的理由吗？

　　所以，结论是，在没有一个新的东西可以替代现在的教育制度的情况下，要改变这个教育制度，也只能循序渐进地改变。对教育制度改变的关键，不是寄希望于那些教育官僚者，也不要责怪扩招带来的学生素质的下降，责任是在中间这一层，执行教育的教育者，具体来说，就是教师身上。教师还是应该有一种道义，既要有一种勇于向上提出意见、坚持正确教育理念的勇气，也要有爱护学生，对学生尽职尽责的情怀。如果教师可以坚持这样去做。在这种大的现代化的制度下面，去回归和追寻中国科举和私塾中间的某些合理的，关于“师道”和“责任”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或许，中国的艺术教育才会真正有希望。
艺术市场火爆局面下的美术教育

　　从2006年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迎来了一个空前火爆的局面，艺术品价格整体开始大幅度抬升，张晓刚单幅油画作品的成交价已经接近百万美元，刘小东的油画《三峡新移民》在香港佳士得以2200万元成交；2007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徐悲鸿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以7200万港币的价格成为中国油画中的佼佼者。中国油画作品特别是当代艺术的作品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价格的飙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当代艺术的发展，提升了中国油画在世界上的地位，人们惊喜地高呼中国当代艺术迎来了黄金时期。
“欲望”容器与艺术尊严

　　在利益驱动下的艺术专业快速增加，招生规模急剧扩张，似乎无可非议，人们也可以为我国的艺术教育由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换而拍手称快，因为这一转换，使得艺术高考万人过“独木桥”的景象已成为依稀往事。从整体上看，高等艺术教育的矜持感在庞大的招生指标的挤压下几乎已荡然无存，通向艺术境地的路已向所有愿意从艺者和未必愿意从艺的人敞开，凡想升学的人（包括家长）几乎都敢报考艺术专业，对报考普通专业畏惧的人更敢报考艺术专业。原本一个让人多少有点敬畏的领域，不仅不再被敬畏，而且成为不少对知识对学术没有敬畏感的人唯一可以任意踏涉的领地。如果高等艺术专业的增容，能将大批优秀的向往艺术的学子吸纳进来，何尚不是艺术专业的幸事，在众多的艺术求知者中，经过几年的熔铸和大浪淘沙，总会造就一批可用的艺术之才。可是，持续的艺术考试热所标示的是，许多人（包括家长）将报考艺术专业看成是唯一的升学的捷径。参加高考是很多人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但是有的学生考虑到自己参加普通专业的考试成绩可能不理想，难以考上大学或者说自己理想的学校，于是他们就选择了参加美术考试这条捷径。“什么都学不好的就来学艺术”这种说法在社会上早就流行，前不久听一美术教师说有一家长为子女的未来犯愁，想让其子拜师学艺，其初衷是：“我这儿子习惯不佳，学习成绩不好，考学无望，只有学美术，考进美院，总比进监狱强。”言者无奈，听者更是嘘唏，为艺术专业尊严的丧失深感悲哀。或许，这样的话语与认识只是个别，不能以偏概全，但是，当今的艺术考试大军中有相当比例的考生还是从一种很现实的功利角度出发把艺术考试作为进入大学的一个捷径，这却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每年递增的报考人数，是媒体不厌其烦地追捧的“艺考热”。这种热度并非是艺术专业的福音，反而给高等艺术专业带来了难以治愈的伤寒。我们看到：高考招生改革三十年来，艺术专业的文化成绩不仅没有逐年的提高，而总是在一个低分段上徘徊；一个需要特殊才能和天赋的人才能进入的专业，一个需要以特殊的专业考试来遴选生源的专业，最终收纳的多是并没有什么艺术天赋，甚至根本没有艺术兴趣的寻求便捷之路的淘金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当今艺术教育领域的“巧妇”难觅了，即便是有，也难以酿造可口的艺术之餐了。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用“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不是艺术家”、“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已经模糊”、“艺术的特权已经从天才的手中滑落”这样的后现代理论来为今天的艺术教育开启了一条大众教育之路而大喝其彩，更可以用欧美国家高等艺术专业的门槛总是向所有向往艺术的人开放的事实，为中国艺术教育降低门槛的举动而称道。问题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理论假设的前提是人人都愿意用艺术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于世界、人生、社会的感知与看法，艺术教育不设门槛的真正意义是艺术之门永远为向往艺术、尊重艺术的人敞开。当艺术教育领域成为大众满足现实功利欲望的容器，成为解决暂时生计问题的便捷渠道，成为众多没有求知探索欲望者的集结地的时候，其尊严与荣耀已丧失殆尽，没有尊严和荣耀感的专业，能指望培养出具有艺术使命感和责任心的艺术之才么。高等学校的现实功利追求与世俗欲望的合流，艺术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已沦落为没有尊严的欲望场所了。
人文精神与技术训导双向缺失的尴尬

　　在艺术教育生源质量“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有后天合理养料的施加，或许还可以扶持出一批艺术之才，但是，在今天的高校艺术专业的教学中，很难寻找“合理”的前提了。且不说，大规模的招生带来了艺术教育资源（软硬资源）的严重匮乏，已经使个性化教育成为空谈，也不说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还有多少艺术教师恪守“传道、授业、解惑”职业准则，全身心地投入于艺术人才的培养中，单就艺术教育教学的观念而言，数十年来并没有很好解决“传技”与“传艺（传道）”的关系问题，经验式的技术性教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与艺术教育的本质，特别是与当代艺术教育发展趋势相悖。

　　无论中西，艺术的发展都经历了从与一般的物质生产性的制作技术混为一体的“技艺”向作为精神性生产的视觉文化的转换。这一转换在中国和西方尽管时序上有先后，但是，都无可逆转地实现了这一转换。在中国，唐宋以降，由于众多文人士大夫介入艺术创作，使得包括绘画在内的美术创作的精神性特征得以强化，以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绘画形式，凸显了中国艺术独有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的艺术形态。在西方，自古希腊始，尽管以雕塑和建筑为代表的艺术作品受到人们喜爱，但是，艺术在整体上并未被看成是可以与诗歌、哲学、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学等相提并论的精神生产，最多被视为与纯精神性的“自由艺术”相对应的具有物质生产性的“平民艺术”，艺术的创作者更是未得到应有尊重。这种令艺术尴尬的状况直到文艺复兴后， 如达·芬奇等 人文学者，将艺术作为他们探寻人类未知世界和科学规律的方法与视向，传达他们对外在世界感知的媒介而参与艺术创作才得以改变。也正是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更多的从事艺术创作的“艺匠”们，接受的教育不单是技艺性的，还有人文知识，使他们实现了从归宿含混的“手艺”人向学者化的转换，从而使艺术提升到与科学媲美的精神生产的地位。

　　尽管，中西方的艺术史文本都出现过抑“技”扬“艺”，并将技、艺之异作为贵贱尊卑之别之依据的倾向，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开艺术史文本“话语”主体的偏见，就从艺术本质的角度来谈探讨艺术教育的内涵问题。在此，笔者不必就艺术的本质作一番沉繁的学理探讨，相信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共识。人类的生存方式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全部内容。因此，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政治、道德、哲学、科学、宗教、艺术虽各有领地，但从根本上说，它们不过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不同侧面的体现罢了。正是由于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才使人类生活显得既目标统一又丰富生动。要达到对艺术的真正了解，我们就必须懂得，艺术是人类文化的视觉呈现，一切艺术创作都是心灵物质化和物质心灵化的活动，具有强烈的精神性和积极的实践性。如果我们不否认艺术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这种密切的关联性，不否认艺术的精神性特征的话，就应该将艺术放到与其他文化类型的关系中去加以审视。

　　艺术发展的历程本身也呈现出由与人类的其他文化形态的混沌关系，到与之剥离，进而又到更高层面融合的轨迹。当代艺术最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与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有了一种更为深层的联系。如果说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后期，艺术家关注的还主要是与创造“美的艺术”所必不可少的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技术知识的运用的话，19世纪中后期以来，借助独到的艺术语言，以表达自己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独到的看法与态度成为艺术的重要特征。传统技法的沿袭，对建立在共同视觉经验基础上的公共艺术语汇的掌握不再是一个人是否能成为艺术家的关键所在。不少现当代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成功并非取决于在艺术技术层面上的创新，而是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与其说他们创造了某种艺术风格或技术，还不如说，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观念或拓展了一种新的艺术视野。他们用独特的艺术表达（甚至是以对习以为常的艺术观念与技法颠覆）方式，传达他们对社会、人生和自然的看法。我们不必去完全认同一切现当代艺术流派价值取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艺术发展到今天，其“画地为牢”的疆界早已被打破，与其他学科有了一种更为深度的融合，或者说艺术的文化性和精神性特质更为凸显。

　　在艺术的这种发展态势下，以学科中心论为理念建构起来的艺术教育模式，其先天不足就显而易见。当今，中国传统型的专业艺术院校的教育模式之优劣是十分明晰的，其优势在于在管理方式上及艺术价值评判上的认同感容易趋与一致。尽管在一个学院内教师有个体差异，但是圈内人的话语方式有更多的共性。不过，正是这种共性显露出它的“软肋”。因为这类院校长期以来以技术传授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影响至深，在师资及课程结构上，技术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人文学科的学术支撑和多学科的相互渗透显得不足。艺术发展到今天，技术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而思想、观念和艺术判断力的培养已成为现代艺术教育的核心。检验艺术人才创新能力的尺度已经不再是技术上的翻新，而是对当代精神的敏锐而深刻的把握，并有将一种新锐的思想、对社会的评判、对生活的感受转化为形式的能力，一种能对本土文化艺术精神的深刻领悟和与世界文化艺术对话的能力。一种连人文方面课程都没有想到开设也无法开设的教育模式，难以培养出具备当代意识的艺术家，一个连起码的人文知识和人文修养都不具备的人，也难以成为一个出色的艺术家。

　　艺术作为人认知与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一种确证自己的特殊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行为和文化观念的视觉呈现。如果我们不否认“艺术品是人类价值观念的宝库”②，其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决定艺术价值的关键所在这种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文化价值的判断力和追求文化价值的自觉性是今天人文教育，也应该是艺术教育的重点所在。

　　人文学科的教育应该说包含艺术教育，反过来说艺术教育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艺术专业的教育，其底部构架应该有人文学科的支撑，技术性仅仅是依附在这个构架层面上的东西。艺术家没有将一种内在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感文本化的技能就不成其为艺术家，而没有人文学养的艺术家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家。由重技术的训练向重观念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的转换，已经是当代艺术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在加强艺术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拓展学生文化艺术视野方面，许多高校的艺术专业并没有自觉的意识，仅将艺术教学看成是一种技术传授，其结果是制造了千千万万的掌握了一定技术的艺术的劳动大军，而少有培养出有艺术发展潜质，能成为未来引领艺术潮流的艺术家。当然，三十年来，也就是高考改革以来，从我们的艺术院校中还是走出了一批杰出的艺术人才，但是，与整体的产出相比，比例还是太低。也正因为在艺术教育教学观念与方式上的误导，使得不少不愿思考无力思考，也并不真正热爱艺术的人将艺术专业作为必然的选择。

　　缺乏艺术思维训练和人文精神浸润的艺术教育，使得不少学生的审美判断力、艺术的敏锐性和创造力难以提升，以致我们看到，在一些以前卫的名义占据市场份额的画家示范效应的蛊惑下，不少学生急功近利、煞费苦心地去构建属于自己的标识性符号体系，既不忠实于自我的内心感受，也缺乏问题的针对性，其结果是涂抹出一些貌似深刻实质上没有内涵的飘忽不定的视觉图像。当然，如果人文主义教育的缺失是因被技术教育所挤压也作罢，技术至上毕竟还能培养出些熟练的图像的操作者，或者说熟练的技术工。但是，不少艺术专业的教学处在思维培养与技术训练都放任的状态中，因而，无论是艺术家的学者化转化，还是学者的艺术化转化，在今天的高等艺术院校中都还没有看到令人可喜的端倪。

　　当然，呼吁加强艺术专业的人文修养教育，强调艺术专业教学方式多元化，并非是排斥艺术形式转化能力培养的理由。我们注意到一些艺术院校，特别是个别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专业，有一种鄙视技术训练的倾向，以理论挤压操作、用理性排斥感性，用所谓的学理探究取代情感表达。若这不是一种“学者”的偏见，至少也是一种矫枉过正。艺术专业教育毕竟不同于一般人文教育，一般人文教育的方式是通过讲授和文本阅读，使学生扩大知识面，学会对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并掌握以文本表达思想的方法与技能。艺术专业教育（艺术史专业除外）的目的，也是让学生具备将思想、观念、情感文本化的能力。但是，艺术文本是一种诉诸感官的形式。形式的创造必然离不开对艺术技巧的掌握。卡西尔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中认为：物理因素、历史因素和心理因素是文化客体的三要素。任何艺术作品首先是一件物。物质性是一切艺术特征。在海德格尔看来一件艺术作品首先是一种物，这一点艺术与其他事物并无根本区别。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就是对“物”的改造、“去蔽”，使其构成对真理的揭示。强调艺术作品是一种“物”的形式，就暗示了艺术作品是一种人工制作的结果，一种意义的构成方式。既然创造过程是将物质材料“精神化”的过程，也就意味着艺术技巧的作用不可忽视，艺术是一个用技巧重新组织过的世界。因而，艺术专业教育，强调艺术的文化性和精神性并不意味着对艺术技巧的蔑视，更不意味着在艺术教育中对学生形式创造能力培养的忽视。艺术院校和艺术课堂不是“肆意纵情无法无天却又名正言顺的世外桃源。”③正如前面所说，一切艺术创作都是心灵物质化和物质心灵化的活动。这种转化是以媒介、材料为中介的，如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雕塑家和画家同匠人一样都使用材料，不同的是艺术家并不耗尽材料。而是将材料与形式溶为一体，因此材料退隐了。④将材料纳入形式，使材料精神化，这是一切艺术创作的价值所在，也是艺术之为艺术而非同与其他学科的价值所在。就是十分看重艺术和审美政治、革命功能的西方后期马克思美学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也认为：“构成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不朽的、具有一贯同一性的东西，那使一个作品成为艺术品的东西——这个作为统一体的东西就是形式。”⑤他将艺术的美学形式看成是艺术与其他人类活动区分开来的独特标志，看成是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家的成功秘诀不仅限于具有真挚的情感和独特的感受，重要的是还必须具有将内在的情感与心灵的感受转化为形式的能力。因而，对物质材料加工制作能力的锤炼，对将文化态度和内在心灵感受转化为视觉形式能力的培养是亚里斯多得的传统，也必然是艺术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只不过，在今天的艺术专业教学中，不应再拘泥于用传统材料以及对这种传统材料的改造技能的训练，而应该培养学生去认识、发现、利用新媒介的能力，用新的创造性语言与形式有效地表达对世界、对自我、对人生的认识与态度。培养学生发现、利用、驾驭媒介的能力和形式的创造力，是一切专业艺术教育根本目的。

　　既不重视人文思想的熏陶，也局限于经验式的技法传授或根本忽视形式创造能力的培养，使得高校艺术专业不少学生创作的作品既缺乏精神深度，又满足不了观赏者的视觉需求。
艺术设计：“鸡肋”的两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高等艺术教育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最显着的变化之一，就是由纯艺术占主导地位向纯艺术与应用性艺术并存的转换。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艺术教育专业的设置主要集中于“纯艺术”领域，如美术专业，最被热捧的是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等传统学科，而艺术设计等应用性专业处于边缘的状态。很长一段时间，优秀的考生首选的必定是纯艺术专业。而近十年来，在艺术教育界“纯”与“亚”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说美术教育是近年来被大家哄抢的“香馍馍”的话，那么设计专业似乎是这馍馍中的甜心或肉馅。近年来，不少本与艺术无关的学校都在美其名曰“完善学科结构”的举措中，看中了有肉馅的“香馍馍”。在今天的中国已找不出多少没有艺术设计专业的高校了，每年大量考生及其家长都对设计专业十分青睐，甚至出现非艺术设计不读，或上了大学后拼命要转设计专业的现象。高等艺术教育这种的转换和现象的出现，无疑与商品经济发展，功利主义肆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人们的观念中，艺术设计是实用美术——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实用就意味着具有功利性、商品性特征，于是，人们接受“设计是亚艺术或准艺术”这样一个观念。在中国再不像二十年前那样因为它不“纯”，而被人们冷落，反而它的实用性质，成为被急于期望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热捧的行道。不少难奈清贫和寂寞的美术人心安理得地扔掉了调色盘或刻刀，拼死拼活地挤进设计——“实用美术”的行业。更有一大帮渴求通过这一热门为自己的子女或自己寻找到既体面又挣钱的岗位的人，把设计专业炒成了中国高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以至不少美术院校近年来出现了设计专业门庭若市，而属“纯”艺术的绘画、版画等专业门可罗雀的现象。

　　在这种集体意识的支配下，设计家们以及设计教育，将眼睛紧紧地盯在了商家、客户的身上，似乎委托人的喜好，商家的功利需求就成为了设计人设计的准绳，而自由创造、情感表达、个性张扬理所当然地成为“纯”艺术家们“糊弄”的专利。

　　“设计”不管在今天的教科书上有多少定义，但是其基本的内涵就是将一种理念、意图、想法物化为一种可视形象的行为。依据这一理解，设计的疆域是无比宽广的，它既涉及生活实用目的的造物或图像创作活动，也包括非实用目的的“超功利”的创作活动。如果要将一般的造物行为和作为艺术行为的造物活动相区别的话，就是作为艺术的造物行为，注重的是精神性的传达，材料媒介以及语言符号只不过是设计者的思想、理念的外化形式而已。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一切艺术创作实际上都是一种设计行为。事实上，人类早期的艺术活动，是没有纯艺术与“准艺术”之分的，将实用性艺术与“纯”艺术——“自由艺术”分割开来，是随着社会分工细密化而出现的，特别是有闲阶层和文人更多参与了艺术活动后，不仅将两者的界限划分得更加明了，而且还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以至，设计行为被视为服务于生活实际需求的雕虫小技，而艺术则成为精神贵族的专利。设计本来的含义被人们曲解了搅乱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种事实，艺术发展到当代，已经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起来，纯艺术与准艺术之间已经没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设计回归了它作为一种将内在精神物化为视觉形式的本质，追求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已是当代人的自觉行为，至少是当代人的一种内在渴求。艺术也好、设计艺术也好，其本质意义就是将精神理念转换为一种可视的艺术形式。艺术家或设计家的职责就是创作形式以传达文化信息、个性信息，当然也包括产品的功能信息。

　　我们将艺术设计等同于商业美术，往往忽略了设计的本来含义，忽略了设计的精神性和文化性。在今天的艺术设计教育中，普遍偏重设计手段和工具的掌握，而忽略对学生创作性思维和想象力的培养。重技轻艺、重构成能力的培养忽略文化趣味的塑造，在我们今天的设计教育中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这一痼疾的生成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仅将设计看成是实用性的艺术，将文化性从艺术设计的内涵中抽取掉，恐怕是这一痼疾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设计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创作的行为，最根本的品质就是精神性与文化性，艺术设计与一般的造物设计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赋予图像或商品以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当设计者的主体意识被消解，当设计教育只被视作技能和工具教育，艺术设计的独立性和魅力也就荡然无存了。

　　在我们的设计专业中重技轻艺的痼疾比其他美术专业更为严重。就是对于技，我们的理解往往也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具体地表现在设计教学中过分依赖电脑，而忽略对学生造型能力和原创性思维能力的训练。我们经常在毕业生的展览上看到一幅幅通过电脑制作的漂亮作品，仔细揣摩之后，就会生发出索然无味之感，因为在那些合乎构成法则的作品背后是原创性的匮乏和想象力缺失。学生在课堂上通过并不长的时间，将包豪斯学院总结出来的“易教好学”的基本构成法则掌握后，就利用现存的电脑软件，将现存的图形拼凑在符合一般形式法则的框架中，就完成了一件中规中矩却没有个性的设计的作品。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令人尴尬的现象：职业高中学生的设计作品和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的作品并无质的差别。因为，他们都是通过同一或相似的电脑程序“设计”出来的。就如麦当劳和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属于两个不同的品牌，但是都是机械“程序”的产物一样。我们的确在用快餐的生产方式生产着成千上万的设计的“劳动”大军。炮制产品的方式越简单越快捷越好。电脑的操作训练取代了造型能力的训练，包豪斯教学中技能技巧，包括手的触感训练也被彻底地遗忘了，因为没有多少学校愿意或者说有能力为设计专业的教学提供必要的充足的实习试验的设施设备。在发达国家，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先进的实验制作设备，这种大投入高成本，对于被急功近利意识支配的办学者来说，是不会去考虑的。学设计的学生没有最基本的造型能力，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当大家都学会了简易的程序控制，而不需造型（无论是二维平面或三维空间造型）和操作能力时，设计的原创性必然被弱化。没有了原创性，设计的个性便无从谈起。我们知道一个设计者此一时彼一时的感受、思想和趣味是无法用别人或自己事先设定的程序来表达和控制的。独特的理念和感受在手的运行过程中才表现得最为贴切和生动。设计教学用“快餐”的生产方式培养学生，既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艺术设计家，也造就不出能适应市场需求的设计操作手。不少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实际上成为有一个时髦名称，而无内涵的“馍馍”。
无知便无畏的升格热潮

　　近十年来，我国的高等艺术教育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既处在群雄争鹿的“战国”阶段，也处在“泡沫”式升格的虚幻“繁荣”中。如果说在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艺术专业的迅疾扩充与膨胀是大势所趋，把艺术类本专科看成是培养掌握一定技艺的劳动大军的途径，还能使持“国情论”的人理解的话，那么，代表国家艺术创作与研究人才培养最高层次的艺术类硕士、博士的专业设置与招生中出现的种种“创意”，着实使不少关注学术规范的人膛目结舌，甚至使流行世界的“规范”显得极其的“保守”与苍白。

　　近年来，艺术专业中专升格为本科、本科学校极力申办硕士点、博士点，大力招收硕、博士生，已成为蔚为壮观的景象。如果，我们国家的艺术教育与研究的水平就如我们的招生规模一样在逐年攀高，人才培养规格的提升也是自然而然，无可厚非的。但是，基础依旧，却不断地在原来的框架上添加硕士、博士的楼层，也如在原来供本专科生喝的汤里，再加入供硕士、博士分享的水，这艺术教育的大厦或者说养料，能承其重，能保其质吗。而这种无畏的升格，往往还是在与世界接轨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升格的勇气与胆量一定让国外的艺术院校自愧不如了。笔者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一些艺术院校，以‘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的心态和‘借鸡下蛋’的方式设置了一些除中国之外绝无仅有的艺术技法类博士专业研究方向，一些放情于丹青，睥睨理论，倒吊三日也难以倒出一滴墨水的画师、设计师给自己也给他人戴上‘博导’的帽子。似乎这顶帽子一戴，就成了有学问的画师和设计师了”。时隔几年，这种冒进之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近几年，有个别学校根本没有从事艺术学理研究的实力，但通过种种方式，争得了博士学位权，于是，大家都搭顺风车，一个个从艺的教授都成了博导，即便是从来没有做过艺术史论研究，甚至没有正儿八经写过文字的教授。艺术院校里硕导、博导越来越多，招生规模越来越大，着实让一些不怎么读书而又垂青高学历的从艺者，看到一片“光明”的前景，获得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感。每年我国毕业的艺术硕士难计其数，艺术博士也是一大批。其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创作水平不如本科，研究能力抵不过硕士。

　　笔者在此还得重申，绝无诋毁以创作见长的从艺者之意。一个真正的艺术创作者的劳动价值绝不低于一个艺术研究者的研究价值。在国外艺术方面的博士学位，一般是授予那些从事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研究，并在学术上有新的建构和创见的学者的。学位的评定是有相对客观标准的，艺术史与理论研究的学术创见和水平在比较之中是可以评判的。大概是国外的学术机构不会是小视“形而下”的技法，而是深感艺术技法难以以学术性、规范性评判，艺术创造难以确定一个评判标准的缘故，索性就没有将博士帽在艺术家的王国兜售。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艺术家不仅没有失去应有的尊严和地位，反而以其创作性成果和特立独行的表达备受人们尊重。而我们的艺术院校里，这些年冒出一大批几乎不读书不看报“挂羊头卖狗肉”博导，招一些实质上是从事技艺学习的博士，最终既不能以“博学”和理论的创新与深度作为评判的尺度去衡量其水平，也难用艺术创新的标准去评价其艺术的价值，结果弄出个几不像的博士“怪胎”。

　　前几年，一个着名的海归画家因在一着名的大学招收艺术博士不顺畅，愤然辞职，舆论对其言行一片喝彩，与之共同口诛笔伐现行博士招生制度的弊端。的确，现行的招生方式，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确都存在着许多强差人意的地方，一些规定（如对外语的强求）不利于人才的选拔，无论我们怎么讨论抨击这些弊端都是合理的。但是，我们既然不满于现行的招考方式，为何还要去迎合这种方式，并以不合理的诉求去讨伐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呢。也就是说，以培养艺术家为目的的教授，为何非要接受“博导”头衔，去招收并试图去培养艺术创作的博士呢。如前所说，艺术家的培养及衡量标准是不同于其它学科的，没有必要为了享受“博导”的待遇或者名誉而将艺术归降于其它学科现行招生的轨迹中。反过来说，你既然欣然归驯于现行体制，就得遵守这种体制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可能不合理，难道自己不合理的诉求与这种规则的冲突，就证明自己诉求具有合理性吗。或许，这位艺术家愤然辞聘，可以促使人们去反思博士招考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并不能说明他的“愤然”是合理的。学艺者绝不因有了硕士、博士的头衔，就一定是一个称职的艺术家，一个艺术家没有必要去挪戴学问家的帽子，两种行当，不同的评价体系怎么能混为一谈呢。今天的艺术教育，需要培养更多的具有创造力的个性化创作人才（艺术史论专业的培养目标不同），而不是高学历、高学位的“挂羊头卖狗肉”者。

　　但愿艺术技法博士的设置是缘于“无知便无畏”的心态，而不是时下有良知的学者呼吁警惕的“学术腐败”的表现。面对如火如荼的艺术教育热潮和艺术院校、专业、学位、头衔的升格热，人们该是引以为思的时候了。

　　当代艺术市场上虚幻的泡沫现象需要反思，高等艺术教育的“盛世”景象更应该让人警惕。市场的虚幻景象在市场自身的调节下，可能很快合理地归位。而艺术教育的“泡沫”式膨胀，可能给中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事业带来的是长久的精神与价值的匮乏和尊严的丧失。
 

　　1.谁是老大？

 

　　美术学院同中国的大学体制一样，实行的是书记与院长共管制。这种照搬政治体制的死板作法，遗害很深。首先是师生们不知该先听谁的，实际情形是谁强势谁说了算。杨晓阳担任西安美院院长，两任书记按照官场的惯例，先后同他作对。他于是对书记表示，让组织部门将他俩就地免职，再谈谁是谁非。这个杀手锏厉害无比，因为院长免职了还是画家，不画画的书记免职了什么都不是，于是两任书记只能是走为上策。最近十年，西安美院教学思想能一以贯之，就在于院长说了算。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通常的情况是书记院长各行其是，明争暗斗，相互掣肘，弄得学校一盘散沙，不死不活。再好的人物，在这种体制的折磨下也会变态，变态的老大老二只会带出变态的教师与学生。

 

　　2.前景茫然的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教育的好坏，首先要看美院。美院的好坏，首先要看院长。可是美院院长像走马灯一样在轮换，任期只有五到十年，频繁换人致使教学思想无法一以贯之，长远规划只能流于纸上谈兵。唐小禾担任湖北美院院长期间，兼任书记，一身二任，没有问题了吧？错。因为这种没有人争权的岁月实在有限。湖北美院校区设计是唐小禾呕心沥血经营的作品，曾专程赴欧洲考察取经。营建过程中，事必亲躬。唐小禾下野没过几年，湖北美院要整体搬迁到几十之外的新校区，他经营的校区的前景如何，不得而知。这种情况在其他美院大同小异，一旦院长离职，原来的思路通常都会中断或推倒重来。四川美院新校区是罗中立的作品，他追求具有西部山野特色的校园环境，每一棵移植进校的大树，栽在哪里，枝干的朝向都要亲自指挥。川美移植了很多银杏树，银杏树俗名公孙树，公公栽树，孙子乘凉。这体现着他的长远憧憬。不过将来如果换了一位留学欧美的院长，这片煞费苦心的景观可能会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校园的变迁是直观的，但它可以折射出教学方向和方法的变更。请问：迄今为止，哪一所美院持续地保持着公认的风格？

 

　　3.美院爱同杰出学生为敌

 

　　中国的师生关系，学生永远是被动的、任人宰割的。学生没有自主权，甚至古人推崇的因材施教也被悬置了。一刀切的灌输式教学方式仍然在大行其道。中国美术教育要想有所作为，首先要确立学生的自主权：由学生决定教学方向，由学生挑选教师，由学生挑选教材。而今的美院，仍然在笃行旧式教学思想与方法。比如美院招生，硬性地要求考试外语与政治经济学。考试外语使得美院学生步欧美后尘的习气至今不散。美术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语，它同外语有什么关系？欧美美院的学生考汉语吗？政治经济学同美术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比它关系更直接的学科，至少可以列出十门。美院不是培养政客的地方，考政治经济学干什么？美院学生不是民兵后备队，参加军训干什么？培养他们毕恭毕敬地听话吗？

 

　　中国当代艺术所谓的四大金刚，目前已被国内外美术界广泛认可，但他们当学生时，差不多都是美院的遗弃者或反叛者。黄永砯的才气，现在没有人会质疑，当时也有所显露，然而从浙美毕业后，只能回家教中学。谷文达赴美游学时，同美院当权者不欢而散。朱振庚是周思聪夫妇特别欣赏的研究生，由于不懂人情世故而且个性太强，毕业时被校方发配原籍。极而言之，现行的公办美院是把美术爱好者变成美术厌恶者的地方，是把人才变成庸才的地方，也是把企图攫取文凭者变成被攫取者的地方。究其原因，不外乎违背艺术逻辑的教学思想、严重过期的教材和陈腐的师生关系。

 

　　5公办美院的困境

 

　　公办美院的用人制度，没有摆脱求全责备的人才观，结果总是让有人缘而无才气的人走运，让有个性、有棱角的人才倒霉。公办美院的院刊大都属于印刷垃圾，缺乏学术价值。它不过是一册册本院教师用于申报职称的福利簿。公办美院的创研机构，基本上徒有其名，创作与研究大都属于业余爱好。公办美院只教技法，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在画石膏像和色彩写生，创作大都惨不忍睹。公办美术教学与研究的问题，常常自上而下形成，这种一刀切的作法，根子在高教部。高教部有众多不合理的要求，折磨学生，误人子弟，你又不得不执行。比如博士论文要求8万字以上的篇幅，硕士论文要求要在所谓的核心刊物上发表，就很离谱。结果逼良为娼，导致抄袭成风、堆砌成风、买版面成风。公办美院教师知识结构老化，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美院的学术报告会即便有强制要求，也很少有教师参加。美术是知识涉及面特别宽广的领域，同时又是一个日新月异的领域，不进则退。每一个美院的中层干部和教授的年龄渐渐在变老，精力在下降，社会事务越来越多，对新生事物越来越抵触。管理者不仅不能将他们辞退，还要经常接受他们的牢骚和钳制。

 

　　美院师生读书的风气在消失，教师身先士卒。无所用心的教师只会带出无所用心的学生。十年前有人对武汉大学图书馆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教师阅览室中的读者比管理员还要少。同样，美院图书馆几乎看不到中年以上的教师。众多美院的图书馆，多年来都没有系统地购书，藏书大都过时，同当代学术研究和出版严重脱节。很多美院的教学都不关注当代艺术，也没有研究当代艺术的教师。一方面出于排斥心理在咒骂当代艺术，一方面却不知道当代艺术究竟是怎么回事，知道的只是某些极端的事例。当代艺术的负面形象尽管混乱，然而它却是时代的象征。当代艺术不一定是传统艺术与学院艺术的天敌，但很多美院教授却把它视为不共戴天的洪水猛兽。

 

　　美术私学与公办私决

 

　　公办美院是一个无底洞，每个人对它的兴衰存亡，不需要和不情愿承担风险。公办美院一旦衰颓，有能力的教师都可以一走了事。应当鼓励美术教育界开办私学。私学能使特定的教学思想持续下去，能消除公办美院人浮于事的现象，能解决公办美院不能辞退庸才的问题。公办美院在保留现行模式的同时，有的美院不妨另辟蹊径，采用第三种思路：公办私决。即国家掏钱办学，教授自主招生。公办私决的美院，院长只是行政召集人，不管理教学。教学方法多元并存，由教授说了算，同时承担相关的义务与责任。教学问责由教授组成教学委员会加以执行。公办、私办、公办私决并存，看看谁更有效，谁更有生命力。
美术教育的2个走向的设想

　　美术教育的目标曾经是培养美术家。中国数以十万的美术本科生，有几个能成家？不仅不能成家，连找工作都成问题。一面是美院毕业生显得过剩，一面却是全社会审美格调的低下。这意味着大学美术教育的走向，在普招之外，需要物色新的目标。我提出过两个走向。

　　一是走向官场。

　　一位法国美院院长造访西安，面对不伦不类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物，当即指出这是陪同他参观的西安美院院长的失职，因为在国外，美院院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在城市的面貌。此公不知道中国的美院院长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力。谁有这个权力？市长。中国有美术家当市长吗？没有。当市长而不懂美术的人，却是城市风格与品位的决策人。有着几千年官本位传统的中国，不会在短期之内改变大事由行政长官说了算的习气，不妨因势利导，化弊为利。为数众多的中高级官员如果带头学习美术，肯定能够事半功倍地改变国人的审美格调。县市级以上的长官在任职之前，有关部门应当要求他们事先必须在美术学院接受系统教育，时间不少于半年。省部级以上的官员，还必须专修几个月的书法，以免在公众场合题词的时候如同鬼画符图。

　　二是走向富豪。

　　中国富豪的总数同比欧洲任何一个大国的富豪总数都多。这批人基本上是美术的门外汉，视觉判断力连业余水平都谈不上。他们只会无视本土的文脉而照搬洋人的营造物，只能悬挂更多的红灯笼，置放更大的石狮子，陈设更奢华的装饰品，只会像暴发户的乡下老媳妇浓抹艳裹一样恶俗。这种恶俗作风正在大面积地感染整个社会。政府应该强行要求资产超过千万的富豪及其配偶，必须取得在美院进修合格的证书。这类学员的总数，每年有几万也不嫌多。他们的学时不必太长，不必掌握美术技法，学习目标同官员相同，不是当专家而是成为懂行的鉴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