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汉字造型(隶书、行书等)基础上，通过相邻点画、结构的粘连、浓缩,形成新的指代性符号，来表述原有汉字复杂造型形态的一种自成体系的草写汉字。由于相邻点线、结构的高度浓缩,草书的书写十分简练便捷；由于符号化的发展趋势,草书使中国书法的高度抽象和写意性特征更为明显。因此,很多人说,到了草书阶段，中国书法是作减法的艺术，因为如何使用精炼符号化线条，表现复杂的汉字造型，就成为人们研究书的核心。

　　草书有章、今之别；今草中有小草、大草之别。草书中，由于章、今双线发展的规律,加之汉字同一字体下别体的草书演变，使得草书形态纷繁,使用困难。如何相对规范草书的使用,使其“易写、易识、准确、美观”，就成了历代书家探寻的课题。

　　草书创作，超越了文字交流的功能，更多的是艺术的创造,大同文字使用的规范有密切联系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文字规范。

　　民国时期，于右任先生提出标准草书的概念，从文字使用规范的角度是无可厚非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于书法艺术的学习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书法艺术发展演进的角度,用标准草书的概念，无疑是有局限的。我认为，从草书尤其是今草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用草书基本型这一术语，应该更为妥贴。本文就此作一探索。

　　一、草书基本型的概念

　　草书最初源于解散隶体的流便草写,其切于实用,点画相对独立、字字独立不相连属,具有严谨的法度,章草是其典型代表;结合行书的发展演变出来的今草书，在线条的造型运动过程中加入了丝连、粘连等成分,更加流速,线条之间有直接的笔势交接关联,局部结构中出现了浓缩概括减省的指代性结构成份,今草中小草是其代表。

　　草书的发展是双向的,古雅的章草和流速的今草呈发展的两条主线。

　　下图为三国时期吴国皇象《急就章》局部,是章草书表。

　　“汉兴而有草书。”秦汉时期,由于各地异文的情况并没有完全消除,字形的形态，各地的差异是普遍的,尽管官方规范使用的文字形志是成熟的篆、隶,但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书写不便,大量手书的草写形态比比皆是。赵壹在《非草书》中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繁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繁，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官方如此,民间更是如此。赵壹说,“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民间对于书写便捷的草书的普遍认同。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结合行书发展而来的草书已经普遍使用于生活当中。

　　由于草书的双线发展规律,加之各地异文情况的客观存在,章草、今草中的小草，对同一汉字，往往使用了不同的符号化简化表述方式。这样一来,草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由于各地异文情况的客观存在,汉字字形的别体甚多,由别体演变出来的草书字形同样存在。这样一来,本来难于辨识的草书，加上其双向与多元化发展的轨迹,就更显得识读困难重重。如何将有多种草法的草书字形相对规范，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自南朝以后,以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入手，探寻规范草书书写规律，就成为历代众多书家探寻的课题。

　　所谓草书基本型，是指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主要以当时官方规范文字为基础演变出来的草书形态,章草及其规范化小草均属这一范畴。

　　草书衍生型，是同一汉字的别体草书。

　　草书变化型，是由前两者变化出来的各种草书形态。

　　草书基本型，是大草(或谓狂草)等形态进一步创作演化的基础,如草书“年”字,大草是在草书基本型基础上的夸张变形而来。

　　由于不同书家具有不同的审美趣味,具有不同的空间造型意识,具有不同的用笔、用纸、用墨习惯等的差异，因此在具体的作品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空间造型变化意趣,但其变化的基础和根本，是草书基本型的约束。正因为如此,尽管书家们的草书作品风格千差万别,但都能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相互交流,否则，就会成为无法交流发展的“天书”。这类例子，在经典书法作品中不胜枚举。如张旭《古诗四帖》中“五云车”，即是在草书基本型基础上的夸张变形及其结构借用下的创造。

　　二、历代草书《千字文》广泛影响与标准草书

　　王羲之处于主要汉字字体演变形成的末期,他对楷书由古及今的演变以及行书、草书的发展，做到了创造性贡献,被后人誉为一代书圣，自魏晋南北朝以后,追随者甚众,南朝梁武帝萧衍即是其中之一。

　　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指出:“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萧衍在宫廷中大量收购王羲之墨迹,时时把玩。为了学习王羲之书法的方便,萧衍命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从王羲之书法中拓取1000个常用汉字，用四字韵语形式编成《千字文》。据《尚书故实》记载:“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

　　《千字文》采用常用汉字编撰而成,尽管有重复使用的汉字,但常用汉字近千个,四字韵语关涉历史、地理、天文、自然等诸多方面。

　　《千字文》编成迅速流传开来,不单是学习书法的好教材,也迅速成为私塾教学童蒙的识字课本。后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中国古代童蒙学习的重要教材。

　　由于常用的近一千个汉字的书写训练最能反映的书家的书法基础水平,自梁以后,历代书家多以《千字文》为基础来进行创造性的书写训练,由此留下了众多的《千字文》书法作品,仅以2008年1月黄山书社编著的《历代大家书〈千字文〉》，就收录有历代书家以各种字体形态书写的《千字文》近百种。就书写形态来看,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含行草、章草、小草、大草)各体皆备。

　　其中，以草书《千字文》著称的有:智永《真草千字文》；孙过庭《草书千字文》;张旭《草书千字文》；怀素《大、小草千字文》;高闲、宋徽宗、赵孟頫、沈粲、陈道复、丰坊、方元焕、徐渭、张瑞图、傅山、于右任等均有《草书千字文》传世。

　　对于草书的整理，是许多书家关注的事：三国时期吴国皇象的《急就章》，隋朝时期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唐朝时期怀素的《草书千字文》，元朝时期赵孟頫的《五体书千字文》等，均对常用汉字草书的书写，抒发了自己的创作主张。到明朝时期，韩道亨书写假托王羲之编撰的《草诀百韵歌》，对常用汉字的草写方法以及相同或相近的草法，用歌诀的形式，提醒人们加以区别,如“步观牛引足,羞见羊踏田”“思惠鱼如画,禾乎手似年”“女怀丹是母，叟弃点成皮”等，尽管对于草书的解读语涉概念,但对于初学草书的人来说,无疑是辨识草书十分有效且最为简单的办法。

　　三、标准草书在书法创作领域的局限和

　　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从1911年到1949年38年时间里,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历史时期。旧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任用人才模式的终结，旧的私塾式教育模式向新式学堂教育模式的转型，使得书法教育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照相传入,新的影印技术的推广使用，使原本难以普及的各类书法经典作品，转瞬进入寻常百姓家;钢笔的引入推广,极大地便宜了交流书写;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并被广泛关注;西方艺术教育模式的引入，东西方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的广冷碰撞，使得民国时期的艺术教育在困苦的环境中呈出多元的发展格局。

　　由于信息交换节奏的加快,无论是实用公文还书法艺术创造，都对草书的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草书书写的便捷,极强的抒情写意功能，使得这一时期草书的使用，在民间或官方都极为普遍。但“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的各自为阵的草书书写，又使得交流变得困难,许多有识之士极力呼吁尊重草书的书写发展规律,使草书艺术得到良性而有序的发展。于右任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1879年出生于陕西山原县东关河道巷，笔名神州旧主、骚心、太平老人等,号髯翁，1906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参加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先后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报》等,做主编、记者,“评论时政,为民请命”，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1918年回老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后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1964年病逝于台湾。

　　于右任是标准草书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他提出标准草书的初衷，在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为《标准草书》所作的序言里表述得十分充分:“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乎民族之前途至切!现代各囯印刷用楷,书写用草,已成通例;革命后之强国,更于文字之改进,不遗余力。传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事虽细,可以喻大……然则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急务欤!”

　　由此段序文可以看出,在中华民国建立25年之际,于右任认为文字书写的繁难，是人际间交流及其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只有进行文字书写的改革，提倡使用标准草书，才是正确的途径。

　　在序文中，他将历代优秀草书范本中的草书选择使用，确定为八字原则，即“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并说:“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唯一之希望也。”

　　由此可以看出,于右任是从规范、便捷使用汉字的角度出发，提倡标准草书的。

　　按《辞源》的解释,标准就是榜样、规范的意思。标准具有规定性。所谓标准草书,就是草书的规范化草写榜样样式。从通用文字实用书写领域来讲，这是对的,也无可厚非,但从书法艺术创作角度来说，就表述欠妥了。首先,标准草书的提法，是站在规范文字使用的角度来谈的,其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循此为标准草书,否则则为非标准。就如简化汉字，在规范文字书写中具有唯一性,书写繁体则为非规范书写——这个标准，在书法艺术创作领域，则是不完全适用的原则。

　　站在规范文字的角度,提倡标准草书,无疑是正确的,但从书法艺术发展演进的角度,使用标准草书的概念就值得商榷了。

　　草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字的发展也是多元的,如战国时期,七雄并列,各地异文十分突出,秦统一后,文字虽进行了统一,但原有的文字使用并未消亡而是并存下来,汉字的异体字许多来源于早期的各地异文,就犹如方言,尽管有官方统一的语言,但在民间，官方统一语言与方言是并存的,不会消亡的。

　　由于汉字的双线发展(官方通用与民间用字并存)规律,汉字草书就有多种形态,甚至于一个汉字会有多种草法,有异域、异体汉字的草法,有不同书家创造性的汉字造型,因此，在书法艺术领域使用标准草书的概念，势必阻碍草书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尽管同一造型不同的空间变化会带来草书的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千变万化,但字形选择就被排除在外了,这对于书法艺术的多元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民国时期,由于新学取代私塾式教育模式,新式学堂教育需要规范统一的课本,于右任先生以千字文中近一千个常用汉字为基础进行草书造型选择总结,对于初学书法的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津梁。也正因为如此,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在民国时期的书法普及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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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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