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速写均为肖复兴绘
刘开渠为成都在雕塑,也为自己在雕塑。如今,他不在了,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他的雕塑还在。
这次到成都,主要是想找成都最有名的雕塑:无名英雄塑像和王铭章将军的塑像。都是刘开渠先生的作品,前者创作于1944年,后者创作于1939年,后者是成都也是全中国的第一座城市街头的雕塑。马上就到刘开渠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日子了,这样的寻找,更有意义。幸运的是,七十年过去了,这座城市许多东西被毁掉,包括先秦时代建得的历史悠久的皇城,但这两座雕塑还都在。成都多云多雨的天气,湿润蒙蒙的雾霭下,光线有些幽暗,反射在这两座雕塑上,显得更加沉郁。在这两座雕塑上,有我的目光,更有岁月的烟云和雕塑本身所沉淀下的感情。
有时候,会想,一个艺术家和他所创作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就像一朵蒲公英,不知会飘落何处,然后撒下种子,在某一时刻突然绽放,有的会随风凋谢,有的却在岁月里沉淀下来,如同经久不化的琥珀。如果不是历史的风云际会,让刘开渠和成都有了一次彼此难忘终生的邂逅,在成都的历史,乃至在中国的雕塑史上,会出现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雕塑吗?
1938年的冬天,雕塑家刘开渠从杭州辗转来到了阴冷的成都。那时,是他从法国回国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华之后,国内风云动荡,也动荡着刘开渠的心,他中断了在法国已经专攻六年的雕塑学业,毅然提前回国。那时候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怀抱着一腔火一般炽烈燃烧的爱国热血。回国后,他在杭州的国立艺专任教。七七事变之后,他随艺专转移到大后方,来到了成都。艺专接着又转移到了昆明,这时候,正赶上妻子怀孕,不易动身,他便没有随艺专去昆明,而是留在了成都,一边在成都艺术学校任教,一边陪伴妻子待产。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妻子临产,他也就随艺专离开成都了,不过和成都萍水相逢,擦肩而过而已,充其量是个匆匆过客。要说,也是机缘巧合偶然的因素所致,却阴差阳错地让他和成都有了不解之缘。
第二年,经熊佛西和徐悲鸿介绍,刘开渠为王铭章塑像。刘开渠知道,王铭章是川军著名的将领,刚刚过去的台儿庄大捷,举国震撼,激奋人心。台儿庄决战前,残酷却关键的滕县战斗中,就是王铭章带领官兵和日军血战五昼夜,最后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和两千名川军一起全部阵亡。这样壮烈的情景,想一想都会让普通人激动得热血沸腾,更何况是一位艺术家?刘开渠为王铭章而感动和骄傲,他义不容辞,接受了这一工作。其实,这并不是刘开渠为牺牲的抗战将士塑造的第一尊塑像。几年前,就在他刚从法国归国不久,他就为88师阵亡将士塑造过铜像。接受下为王铭章将军塑像的任务,他自然想起了那尊88师阵亡将士像,心里燃起同样的激情和冥想,以及创作的冲动。
这一年,刘开渠34岁,正是和王铭章一样血气方刚的年龄,岂容自己的国家惨遭小小东洋的侵略。在刘开渠为成都做第一尊雕塑时,融入了他和王铭章一样的爱国情怀,可以说,雕塑着王铭章的形象,也在雕塑着他自己的心。
抗战期间的雕塑,与和平年代截然不同,与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时更不一样。不仅材料匮乏,而且还要面临日军飞机的轰炸。从一开始,刘开渠的雕塑便不是在风花雪月中进行的,而是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和时代风云共舞,与战火硝烟共存,让他的雕塑有了蓬勃跃动的情感和血与火的生命。
那时,刘开渠点起炉火,亲自翻砂铸铜,开始了他每一天的工作。他为王铭章将军塑造的是一个军人骑着战马的形象,战马嘶鸣,前蹄高高扬起,将军紧握缰绳,威风凛凛,怒发冲冠。他能够听得到那战马随将军一起发出的震天的吼叫,以及将军和战马身旁的战火纷飞。还有的,便是炉火带风燃烧的呼呼响声,头顶飞机的轰鸣声,炸弹凭空而降的呼啸声。
在雕塑期间,敌机多次轰炸,为他做模特的一位川军年轻士兵和为他做饭的女厨娘,先后被炸死。不知道世界上那么多有名的雕塑家,有没有如刘开渠此刻一样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以生命为代价,进行雕塑工作的中国的第一座城市雕塑却是这样诞生的。
所有这一切没有让刘开渠动摇和退缩。虽然妻子和新生的婴儿需要他的照顾,但王铭章和两千名川军的壮烈阵亡,还有眼前的士兵和厨娘的无辜之死,都让他愈发激愤在胸,欲罢不能。他也想起,刚刚从法国归来,在蔡元培的陪同下,他去拜访鲁迅,鲁迅对他说过的话:“以前的雕塑只是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了。”他现在做的就是人,是一个代表着他自己也代表着全中国不屈服的同胞的顶天立地的人。
如今,站在移居在新都新桂湖公园里的王铭章将军的塑像前,重新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对刘开渠讲过的话,想象着那一代文人与艺术家,对于那个时代与民族涌动的情怀,依然让人感动并感慨。不禁想起另一位文人郁达夫当年为年轻的刘开渠写过的文章。郁达夫在北京京畿道的美术学校教书的时候,就认识了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刘开渠,看刘开渠人高马大的样子,他当时就预见刘开渠以后要是搞雕塑一定比捏画笔画画成就大。阔别多年之后,当郁达夫看到刘开渠为88师阵亡将士的雕像后,他激动地说:“比起那些卖野人头的雕塑师的滑稽来,相差得实在太远,远得几乎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一个是有良心的艺术家,一个是骗小孩子们的糖菩萨。”关于现代雕塑,郁达夫的观点,和鲁迅相同,甚至用泥菩萨、糖菩萨相同的词语。他高度评价刘开渠:“他的雕刻,完全是他这个人格的再现;力量是充足的,线条是遒劲的,表情是苦闷的……尤其在他的Designs(设计图)里,可以看得出来,疏疏落落的几笔之中,真孕育着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意!”我不知道写于1935年初的郁达夫的这篇文章,是不是中国美术史上关于刘开渠雕塑的第一篇评论,只是心想,如果郁达夫看到了眼前的这尊王铭章将军的塑像,不知又该怎样的激动呢。
王铭章将军的塑像完成之后,立于少城公园,供成都人瞻仰。塑像为青铜材质,这在当时还很少见到,中国以前的塑像,大多为石头或泥塑。塑像高一丈二,基座宽四尺,高三尺,四周刻有“浩气长存,祭阵亡将士”的大字。巍峨的塑像,一下子让成都雾霾沉沉的天空明亮了许多。这是刘开渠为成都雕塑的第一尊作品,也是成都街头矗立起来的第一尊塑像,它真的很给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提气。
不仅在成都,在全国的城市里,它也是第一尊立于街头公共空间的青铜塑像。因为和西方拥有城市雕塑的传统完全不同,我国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的雕塑,一般只在皇家的墓地和花园、或庙宇里,马踏飞燕、昭陵六骏、菩萨观音弥勒罗汉,曾经是我们的骄傲。刘开渠的这一尊塑像,是撒下的第一粒种子,不仅成为成都而且成为全国城市雕塑的发源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件空前的创举,在美术史尤其是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雕塑,不仅美化环境,增添了城市的人文色彩,拓宽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可以为市民观赏或瞻仰,以及具有潜移默化的审美与教化功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城市雕塑是一座现代化城市必不可少的硬件之一,是中国传统都市向现代化迈进的象征物之一。从这一点意义来讲,这实在是刘开渠的骄傲,也是成都的骄傲。历史,给予了一个艺术家和一座城市一个共同的机遇。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开渠并非只为成都立了这样一尊塑像。虽然,他并非成都人,只是流亡经过成都的过客而已。如同一只候鸟,季节变化时,他毕竟还是要飞离这里的。只是,刘开渠和成都的不解之缘,却让他几乎一生都没有和这座城市隔开过。这就是奇缘了。
据我不完全的统计,刘开渠一生为成都做的城市塑像共有如下共11尊塑像
1939年,为王铭章塑像,立于少城公园。
1939年,为川军将领饶国华塑像,立于中山公园(解放后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饶为145师师长,1937年与日军作战,广德失守时自尽殉国,留下遗书: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心与城共存亡。死时年仅43岁。
1939年,为蒋介石塑立像,立于北校场内当时成都军校。塑像高8米,基座5米。解放后被销毁,1969年,在原塑像旧址立毛泽东水泥塑像。
1943年,为尹仲熙、兰文斌、邓锡侯塑肖像,立于少城公园。
1944年,为无名英雄塑像,立于东门城门洞内。
1945年,为川军阵亡将领李家珏塑骑马塑像,立于少城公园。
1948年,为孙中山塑像,立于春熙路。这是为孙中山第二次塑像,第一次,1928年立的中山装立像,这一次,由刘开渠设计为长袍马褂手持开国文件的坐像。
解放后,为杜甫塑像,立于杜甫草堂。
晚年为成都塑的最后一尊塑像:李劼人塑半身胸像,立于李劼人故居。
在这些雕像中,无名英雄塑像最为有名,成为刘开渠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成都的历史记忆象征。像高2米,底座3米,无名英雄为川军士兵的形象,据说当时找来了川军幸存者一个叫张朗轩的排长,为刘开渠做模特,身穿短裤,脚踩草鞋,背挎大刀和斗笠,手持钢枪,俯身做冲锋状。当时,成都文化人士发起建造川军抗日纪念碑,塑像赶在1944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落成,所以又叫抗日纪念碑,碑文刻有“川军抗日纪念碑”的字样。这几乎成为了成都标志性的雕塑,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之中。1989年,年过八十的刘开渠重新操刀指挥他的弟子再造塑像,立于万年场路口。2007年8月15日,立于祠堂街的人民公园大门前。
那天,我去瞻仰这尊无名英雄塑像,看见它身后是公园的繁花似锦,身前是大街的车水马龙,一览都市今日的喧嚣与繁华。塑像前挤满了停放的自行车,挤过去到那碑座前,看见上面刻有几行文字,大意为当年四川十五六人中就有一人上抗日的前线,参军者共有3025000人,川军牺牲的将士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阵亡人数263991人,伤64万人。看到这样的数字,再来看眼前的这尊塑像,似乎能够听到塑像的怦怦心跳,也能听见刘开渠的澎湃心音。
作为我国现代雕塑特别是城市雕塑的奠基人,刘开渠对于成都的感情,让人感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李劼人故居开幕之前,成都派人拿着区区几千元的费用,进京找刘开渠,希望他能为李劼人塑像。看刘开渠垂垂老矣,再掂掂袋中可怜巴巴的钱,生怕刘开渠婉辞。谁想刘开渠开口说道,没有问题,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拿一分钱。然后,他说起年轻时在法国留学期间的一件天宝往事。当时,他和李劼人,还有成都籍的数学家魏时珍在一起在那里求学。有一天,魏时珍病了,李劼人开玩笑对魏时珍说,你看你身体不好,你病得先死,到时候我为你写墓志铭。魏时珍不服气,与李劼人争辩起来,最后,刘开渠对他们两人说:我比你们两人年龄都小,还是最后由我来为你们塑像吧。如今,一语成谶,为李劼人塑像,便成了刘开渠义不容辞之事情。
李劼人汉白玉的半身塑像,成为了刘开渠与李劼人友情的见证,也成为刘开渠对于成都一生挥之不去感情最后的见证。他为成都在雕塑,也为自己在雕塑。如今,他不在了,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他的雕塑还在。
如今,在成都,能够看到孙中山的坐像,依然立在春熙路上;王铭章的骑马塑像,改立于新都的新桂湖公园;杜甫和李劼人的塑像,依然立在原处。想想,有些为成都骄傲。我国的城市没有街头雕塑的传统,看看许多城市,包括首都北京,高楼越盖越多,样式越来越新,却看不到什么让人难忘尤其是富于历史意义的雕塑。成都这些雕塑便越发显得难能可贵。
再想想,也为成都多少有点遗憾,如果能把刘开渠为成都所造的那11尊塑像,都立于成都的街头,那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观,那里面,有成都自己的历史,也有中国城市雕塑初期最可宝贵的历史呀。那会为如今繁华的成都街头,增添多少历史与文化的色彩,能够让我们临风怀想,遐思幽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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