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早在中南美专的时候,我跟着岭南画坛的两位大家关山月与黎雄才先生学画。和关山月老师严肃的性格相比,黎雄才老师性情比较随和。读书的时候,我做过班长,经常给老师送作业,也就比其他同学多了接触老师的机会。黎老师的笔墨功夫很厉害,要求也很高。一个画家没有自信心是不行的,黎老的自信就非常足,也非常勤奋,这都因为他太爱艺术了。我们常讲墨分五彩,但他硬是根据浓淡干湿的变化,能画出100种墨色来。

        可能也正是因为自信非常足,黎老在艺术上是唯我独尊的,对其他画家肯定得不多。但随着年龄的递增,人生的体会也不同了。到了晚年,他好像变了个人,由自信与傲然变得谦卑与慈祥,对他人肯定得多了,对年轻人也很好。有人拿画找他指点,他会直接在画上修改,这种品性不得了。我曾画过一幅《百牛图》,他就在画面上给我做了修改,在上面加了水和草。在他走不动的时候,人就更慈祥了。

        黎老师在教学中很注重教材的编写,曾公开出版过《山水画谱》、《花鸟画谱》,这是两部高水平的美术教材。在上课的时候,他一直不愿讲大篇大篇的理论,而是擅长直观教学,学生有了什么问题,他就直接拿笔画给学生看,边画边讲解。黎老的这一招非常高,很容易出教学效果。其实,美术老师真的不需要在课堂上讲太多,直接示范给学生看嘛。

        他是一位一辈子都信奉纯艺术的艺术大家,对政治不关心,也不感冒。这和关老有点不一样,关老有时还贴向政治。上世纪50年代末,领导的“到生活中去”的指示下达到美术界,艺术家们都积极响应——至少表面上都很支持,但黎老不,他偏偏喜爱表达个人的立场与观点,他说:“领导讲‘到生活中去’,但我其实早就到生活中去了。”结果,大家都批判他。

        我自己和黎老之间也有让我没齿难忘的故事。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黎老一开始想让我专攻花鸟,他说花鸟画好把握。那个时代,因为政治主导了艺术,人物画被抬到很高的位置,是最热门的艺术门类。我最终“随了大众”,没有听他的劝导,但黎老的关怀让我至今难忘。黎老有时候很有人情味,也很天真。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带了一袋红鸡蛋,一一送给我们。

        1962年,我创作《落户》,他看过了,很高兴,主动动笔加了水波。1982年,我在广州美术学院搞了一次画展,黎老过来看了,对带传统的作品格外喜欢。看完展览,他还写了四个字“艺无止境”勉励我。

        关黎作为岭南的“双子星座”,哪位先生的艺术到底更胜一筹,一直是坊间常议论之事,两位的支持者也基本上平分秋色,没有一个最终答案。也有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不能说哪位老师的艺术水平更高一些,也不能拿单个题材来比较,更不能借这一家的成就来否定另一家。有人说黎雄才画的松树要比关山月的好,能这样比吗?两位老师,应该说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各有风格,在美术史上也各有自己的贡献。他们都是德艺双馨的代表,也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来说,关老的绘画很有思想,能够紧随时代走,题材丰富,画面也很大气,很有新意。你看名作《绿色长城》,多么伟大的一幅作品啊。总体来说,关老是忠于艺术、忠于时代的现实主义画家,作品的创造性非常高。而黎老画面的整体性特别强,善于处理复杂的局面。岭南画派中,画面整体感最好的画家是黎雄才,他画松树,层次复杂,但又很通透。

        岭南画家大多擅长处理局部,细节处理得非常好,画什么像什么,我不完全反对,但有时候到了一定高度,就不能这样要求了,因为画什么像什么不过是艺术的低级阶段。这是岭南一贯的问题,但在黎雄才这里解决了。

        刘济荣(广州美术学院教授)